卫所越来越烂之后，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兴趣搞了，很多矿就随之废弃，个别交通条件和开采条件都比较好的矿，则被他们挖来直接卖钱，创造卫所收益了——当然究竟是给卫所集体创造收益，还是为部分卫所军官创造收益，那真是懒得多说。

　　这种零打零敲的低层次开采，在高务实看来，完全是暴殄天物。作为一个后世主管过一地经济的小干部，他虽然在现代社会中管理层面很低，但架不住思维超前了几百年，对于区位优势”、“核心产品”、“系统工程”、“产业链”之类的词汇总是深有体会的。

　　要是他有足够的权力和财富，他就可以把后世马鞍山附近搞成钢铁中心，在苏州那样的地方搞时尚高端服装和布料出口产业，在松江搞造船工业和国际贸易港等等，不一而足。

　　但眼下，搞这些东西都还只是奢望——好听一点叫远景规划，没有那样的条件支撑他去实际操作。

　　大明实行南北二京制，南京乃是留都，甚至在理论上而言，应该算是正式首都。这也是崇祯煤山上吊之后，大明很多文臣不肯死在北京，反而跑到南京殉节的原因之一。

　　南京留都，拥有除皇帝本人和内阁之外全套的朝廷机构，皇宫和六部、都察院等，都是一直保留并且实际启用的(当然皇宫由于没有皇帝，只是处在低层次保养维护状态)。

　　之所以总说南京三大巨头，是因为南京留都的特色守备制度，它实际上分为内守备和外守备以及参赞机务。

　　内守备，就是南京镇守太监，由中官出任，最有名的南京镇守太监是郑和。

　　外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皆武臣。

　　而文臣者，必是南京兵部尚书，并加“参赞机务”。

　　按照这个最初设置来看，仅仅只是“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原本最低，但是跟北京方面一样，文臣地位提升之后，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反而成了权力最重的那个人。

　　外守备和协同守备按例都是勋臣担当——说到这里，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何徐鹏举一出事，临淮侯长子李言恭就急急忙忙来京了。

　　早在嘉靖末年，徐鹏举就是南京外守备，而协同守备则正是临淮侯李庭竹。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为南京振武营兵变之事，南京三巨头(实际四人)都吃到了惩罚：外守备徐鹏举策励供职，协同守备李庭竹闲住，南京兵部尚书张鏊致仕，内守备何绶降三级征还。

　　这一次，最倒霉的是张鏊，直接被勒令退休；其次是镇守太监何绶，连降三级不说，被召回北京宫中，丢了大权；再就是协守李庭竹，所谓“闲住”，全称叫“冠带闲住”，意思是保留官职不撤，但只能呆在家里反省，不准去管事了，放在后世大概相当于停职反省；被罚最轻的是徐鹏举，继续任职不说，还被勉励了一番。

　　想必那个时候，李庭竹心里对徐鹏举就很是不满了——振武营那次的事，徐鹏举的表现很糟糕，被兵变士卒讥讽为草包，最后他李庭竹的惩罚却反在徐鹏举之上。高务实琢磨着，李庭竹可能认为朝廷对南京守备勋臣一职包容度比较高，毕竟勋臣虽然已经没什么大用，但终归代表朝廷颜面，是以这次徐鹏举出事，李庭竹立刻跳了出来，毕竟在南京，离守备勋臣最近的就是他嘛。

　　因果关系倒是弄明白了，但怎么从这里头捞到最大的好处，高务实却一时囿于自己地位不够，始终没能理出个头绪，到最后只好先定下一个思路：先看李宗城见了自己之后打算怎么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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