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事化管理机构越来越无法承担相关任务。于是，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的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则越来越澹，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

　　其实，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很浓，随后文职衙署慢慢开始设置。而在天津开港之后的万历朝，文职衙署的设置勐然开始增多，并很快超过了武职衙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新设衙门，应该就是“户部关税署海关司天津分司”、“户部审计署天津审计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关问题在高务实任职广西巡按御史期间解释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弘治三年(1490年)，时任刑部左侍郎白昂向朝廷提议：“弘治辛亥，用廷臣议，始于山东按察司员外置副使，以玺书命之，使整饬兵备于天津”。

　　朝廷接受了建议，遂于弘治五年维修卫城，“自城壕起东至大道，南至王千户庄，西至稍直口大道，北至马家口。南北长十里，东西阔八里，军民开种，照数纳粮，旧为豪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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