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明开国朱元璋登基后，更是借着胡惟庸一案对相权予以不遗余力地压制。

　　在胡惟庸一案爆发之前，明初宰相府不仅是朝廷的一级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许多法定的政治权力，它直接管辖朝廷负责行政的六部，向他们发号施令；而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宰相汇报和请示，甚至有些事情连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来，这种相权是对君权的一种侵夺，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后的洪武十三年便废除了宰相一职及其所属衙门。

　　而与宰相的权势相比，阁臣简直不敢望其项背。宰相制下的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而自永乐时，皇帝早已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攥在手里，行政执行权则交给六部，而议政权则分给了内阁。

　　内阁参与朝议或讨论国家大事，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因此说来，它从法律意义上无非是皇帝的顶级幕僚团和一个参议机构罢了。

　　内阁不仅政治权力严重不如宰相，从行政级别来看也差了十万八千里。过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数是正一品，偶尔例外也是从一品，乃是正儿八经的顶级官员。

　　而阁臣的行政级别压根儿上不了台面，如朱棣统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阁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缙，入阁前他是六品，入阁后升了点，但也不过五品。换句话说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过相当于一个知府的行政级别。

　　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俨，入阁前仅仅从七品，连一个县太爷都不如。他们直接为皇帝办事，介于皇帝与六部尚书之间，而他们的行政级别反而不如六部长官——这当然毫无疑问，尚书与侍郎一般是正二品、从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对此，《明史》里的评价相当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所以到了后来，因为阁臣的实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于是为了提高阁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坏传统，皇帝只好让阁臣做兼职。

　　最常见的做法是先任命某个将要入阁的大臣为礼部尚书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阁大学士”的名头，这样一来阁臣的行政级别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则”，而直到明朝灭亡，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则“某殿某阁大学士”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办公场所与发号施令的机构：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过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开府仪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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