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天聪初年的八旗只有40多甲喇、200多牛录，加上贝勒、议政大臣、六部和内三院官员，总共500余人。成为牛录章京的曹振彦，已属于这500余骨干中的一员，标志着曹家踏入后金上层社会的圈子。

　　李思忠更是飞黄腾达，他在后来的战斗中军功卓著，历任牛录额真、二等参将、西安驻防副都统、陕西提督总兵官兼四旗汉军官兵昂邦章京(将军)等职，其子孙在顺治至康熙朝共有近30人在朝廷任要职。

　　但是有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五庆堂曹氏方面对曹簠的记载似乎失传了。

　　这件事不寻常的地方在于，曹簠本是万历初年在辽东将领中仅次于李成梁的存在，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为何会没有记载呢？

　　他本人肯定活不到抗清时期，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参与了抗清战争，甚至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让鞑清对其恨之入骨，于是按照鞑清的传统，干脆从历史上抹去了他这一支的痕迹。

　　当然，是否参与抗清，不能算是高务实判断一个武将是否可用的关键，因为奢求这个年代的武将们个个都讲究家国大义，那实在有些幼稚，与其要求那些武将，不如要求文官们——武将们不理解大义可以说是读书少，你文官难道也读书少？

　　而且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兴起之前，抱着为国捐躯心态的人是很少的，即便一些战死的将领，多数也是“为皇上尽忠”——这种忠诚是来源于封建愚忠的洗脑，而不是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那些不肯“为皇上尽忠”的人，无非是洗脑不够彻底罢了。能够自我升华思想到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言归正传，曹簠既然又是辽北人(开原三万卫，铁岭隔壁)，早年的升迁又和李成梁颇为同步，高务实为何还觉得此人可以考虑呢？

　　关键就在于长安堡一战之后李成梁对曹簠的态度。

　　长安堡一战，明军方面损失了一名千总、一名把总，阵亡官军三百一十七人，马四百六十四匹，被掳去男女百姓二百九十八人，牲畜粮米数百。

　　这个败绩严重不严重？要看怎么比。

　　单独拧出来说，这个败绩是挺严重的，尤其是死了个千总和近五百匹战马，这不仅在战死将领层面来说损失不小，重要战略物资(战马)的损失更是让朝廷感到愤怒。

　　但问题在于，这一战不是一场单独的战役，它有前提，首先是蒙古左翼黑石炭部侵犯辽阳，曹簠率军顽强阻击，黑军战败退走。然后曹簠才乘胜追击，进至长安堡(今辽宁辽阳西)遇伏，结果明军四面受敌，经苦战仅部分人员得以突围，造成“大败”。

　　也就是说，这场仗有两种可能：一是黑石炭部攻辽阳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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