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是大明用以控制并使女真臣服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敕书则是这种手段的证明。

　　但大明看重的是政治，而女真人更看重的却恐怕是其经济利益。

　　当然，也不是说女真人不看重政治方面的作用，实际上大明对女真各部招抚后，以颁发敕书的形式对管理女真的地方官员加以任命，这种带有仪式感的凭证，标志着之前作为游牧民族的女真开始出现官僚阶级。

　　职位的世袭会逐渐使得掌握管理职权的上层阶级在经济上也超越平民，并世代累积财富，在本来颇为原始的女真社会逐渐出现“私有财产”的概念和形成趋于稳定的贫富分化。

　　换句话说，敕书的颁布加速了女真社会的等级差别，这种明显的等级差别和私有制度，也是女真社会向封建化转变的表现之一。

　　后世有人觉得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多么了不起，其实他搞出八旗制度完全合情合理——大明的敕书制度给他打好了基础。

　　实际上他只是顺势把潜规则摆上了台面：这个旗是我的，那个旗是你的，大家都是半奴隶半封建制度中的上层统治阶级——这不就是延续了大明敕书制度？

　　然而政治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而经济影响则是更具有时效性的。

　　敕书是女真各部进京朝贡和进出马市的关键信物，这也是区别于其它贸易的最明显特点，掌握敕书后的女真人，凭借朝贡和马市的存在，逐渐不再单纯依赖于原始渔猎经济，而是学会了利用渔猎经济的产物，与大明等进行贸易，以此得到生存乃至于扩张所需的物品。

　　这种过程既反过来保障了渔猎经济继续维持的动力，也扩展和壮大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如人口的增长、社会需求的增加等，当女真简单的社会组织凭借渔猎和贸易无法满足自身发展，就相应地滋生了更多的掠夺行为——不管是王杲当年的寇边抢掠大明民间，还是努尔哈赤口中即将爆发的叶赫、哈达之战，都是这种情况。

　　女真以敕书支撑的多种经济方式在发展过程中，大明严令禁止的铁器、大明封赐的种子和耕牛等，也被以各种正规或者不正规的手段传入女真。

　　实际上在当下，农耕生产已经在女真各部中被广泛应用，农耕经济的带动下，越是离大明边境近的女真部落，越是迅速地利用以敕书进入京城和马市的机会发展自身的手工业，如织布、盐业、制陶、冶铁等，对军事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助力。

　　所以可以说，敕书在经济上的作用对女真的吸引力更大。

　　正是因为敕书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拥有敕书也就拥有了通过贸易增加财富和各项实力的机会，因此在女真各部崛起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对敕书的激烈争夺。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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