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他还读过邹先生的诸多著作以及传记。

　　邹先生的这些疑惑，他就算不读郭沫若先生的书，仅仅是在邹先生后世的相关文章中就曾多次提及。

　　不过这是作弊得来的。

　　不是他自己的总结。

　　苏亦当着本尊的面，自然不好意思说。

　　再说，邹先生也只是习惯性提问，也不是想让他说。

　　不然早就让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那么为何有这么一问呢？

　　自然是讲课技巧。

　　就是一个同学们一个印象。

　　你们的小师兄那么厉害了，他都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老师讲给你们听，你们就要更加注意了。

　　此刻的苏亦，完全就是被苏亦拿当工具人了。

　　既然是工具人就有人作为一个工具人的觉悟。

　　不逾越。

　　不然，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爽了。

　　老师咋办？

　　老师也要爽啊。

　　你不能让对方卡在喉咙，憋在心里难受吧。

　　于是，苏亦很聪明的摇头。

　　台下的学生，显然是不知道，刚才那对视的一秒，实际上是刀光剑影，他们小师兄在跟邹先生，已经交锋数个来回了。

　　一、殷商前期，他在研究中国青铜时代分期时，仅仅提到滥觞期大率相当于殷商时期，而未作任何解说。

　　二、先周文化，他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时，不只一次地说到，周武王以前的铜器一件也没有而感到遗憾。

　　三、夏文化问题，他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我当时存在一种幻想：这三大难题固然在古代文献和古代文字中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是不是能在考古学中求得解决呢？从此，我便肩负这三大难题走上了考古的征途，并且决心为此奋斗一辈子！原来我本想专攻古代文字，现在看来，古代文字既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况且古代文字又是一项专门学问，我不可能兼顾二者，只好舍弃古代文字而专攻考古学。

　　考古学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在大学阶段，我并不是专攻考古学的，只不过听了两三门考古课，可说并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非科班出身的我，自然感到困难重重。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有二：

　　一是田野考古，我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二是研究古代器物，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在研究生的第一年，围绕着这两大困难，首先在书本上寻找方法。除了中外考古的一般书籍外，特别注意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查寻资料。在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图书还不多，找来找去，只有四套图书是值得认真阅读的，这就是《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城子崖》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是，我读来读去，只觉得似懂非懂，根本抓不住重点。后来我才知道，这主要是因为我还没有参加田野发掘的缘故。

　　我首次参加田野发掘是在郑州二里岗，这是一处大规模的商代遗址。1949年以前，尽管考古工作者经常路过郑州，却无人留意此处遗址。我能在此前后工作两年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的考古生涯就是以此处为基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郑州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是漏雨的茅草房，冬天用的火炉也不很暖，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出门上工地都是背着工具等步行。不过，回想起这段生活倒是很有意义的，并不觉得是如何艰苦，因为当时我满怀着一颗要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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